勒内·霍尔滕·波尔森：让我们来谈谈体育运动中的创伤后应激障碍

作为两届奥运选手，我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获得一枚银牌，并在2015年世界锦标赛获得两枚金牌，我还曾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争夺金牌的热门人选。 但是后来若干问题接踵而至，我的身体也出现不适，导致我最终只获得第六名，与所有奖牌失之交臂。

在争取2020年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时，我发现那段经历给我造成了心理创伤，或者说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症。 我可以进入赛道比赛，但如果出现和2016年奥运会决赛时相同的境况，我便会茫然停住。 在确诊之前，我始终不知所以。

我不希望看到这样的运动员：保持着高水平的训练，在自己的运动项目中出类拔萃，然而花了四年时间却不知道为何表现不佳。

我正在走出那段阴影，我觉得我已经完全恢复了。 但损伤是不可逆的。 重回自身的最佳状态、站上领奖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

我相信受此困扰的运动员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，我也相信我们有机会帮助他们——我们可以邀请专业人士、运动员大使，或是两者共同协助。 我们需要采取行动，并且更加认真严肃地看待这一问题。

在里约陷入沮丧

在2015年世界锦标赛上，我赢得了500米和1000米单人项目双料冠军，实现了当时的目标。 在那之后，很多媒体采访蜂拥而至。 随后，为了参加一项比赛，我又前往俄罗斯呆了数天；紧接着，我回到丹麦，参加全国锦标赛；然后又赶去巴西，参加奥运会赛前测试活动。 就这样，在赢得世锦赛冠军头衔后不足八天的时间内，我又参加了两项比赛，而且还飞到里约热内卢准备参加第三场。

我根本没有时间坐下来思考我所取得的成就，甚至连目标都没定，就开始了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备战训练。 我觉得，我的心理创伤就源自于此，并最终演变成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反应。

2016年里约奥运会拉开序幕后，每一位丹麦民众都对我寄予厚望，他们好奇的是我会赢得什么奖牌，而不是我能不能赢得奖牌。 然而，后来我在连夜飞往巴西的航班上生病了。 我的病情不算严重，但还是需要使用抗生素治疗，直到半决赛结束后，我才停药。

直面复杂情绪

在男子1000米单人项目决赛中，我被分到了外赛道。虽然我很疲惫，但我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。前一年我在身体欠佳的情况下，依然赢得了奖牌。 然而这一次，我记得，我一边看着还剩400米的终点线，一边在心里想：“再有400米就结束了，就可以好好松口气了”。 抱着这样的心态，想在奥运会决赛胜出是不可能的。

这种经历本身就很糟糕。 在我比赛的前几天，我当时的女朋友赢得了奥运会冠军，虽然我很想为她高兴，但内心却无比失落。 有时候，我会想，“好吧，没什么大不了，我能挺过去。” 但也有时候，我就只是盯着墙壁发呆。 我对所发生的一切失望透顶。

在那之后的两三个月里，我一次都没有坐下来写一写我的想法、感受、经历、接下来的打算，或是四年后我还要不要再次参加奥运会比赛。 我什么都没做。 我既不开心也不难过，而是麻木了。

表现一落千丈

这种状态持续伴随着我，我的情况也越来越糟。 每当眼前的经历令我联想起奥运会决赛的场面，我便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停住或放弃比赛。 这样的场景往往是对手在比赛中出现在我的前面或一侧，发生了什么类似经历，或是我的身体涌起某种感觉令我联想到那次经历。 然后我便想停住——或者有想要停下来的强烈冲动。

从2016年里约奥运会到2019年世界锦标赛（即2020年东京奥运会资格赛），我的体能测试结果提高了2%。 我们还要参加一项室内踏车运动测验，我的最大摄氧量和测试结果都有提高。

但就自我体能提高的同时，我的速度却至少降低了2%。 在参加2017年世界锦标赛期间，我连续四天失眠，自己都搞不懂是什么原因。 在2018年欧洲锦标赛上，我在B组决赛中远远落后于对手，自己也说不清是为什么。 后来，在2019年世界锦标赛半决赛中，我占据很大优势，在离终点仅剩250米的地方，我却停了下来。

化零为整

通常来说，作为一名竞技运动员，如果中途放弃，一定会懊悔不已，可我却毫无感觉。 我毫无目的地停了下来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停止划桨。 就在那一刻，我知道我出了问题。

第二天，我们的体育总监把我拉到一边，他同时也是一名运动心理学家和前特种部队士兵，他说：“我早就对你在比赛结束后所说的话起了疑心。我确信你有心理创伤，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反应。只有这样才说得通。”

我唯一可以清楚记得的，是我上岸后说道：“这场比赛让我想起了2016年里约奥运会决赛”。 在那之后，他确信我肯定出了问题。 听到他这样说，我反而如释重负。 因为我一直在想我的水平为什么没有提高。 这完全是自相矛盾——我的体能测试结果在不断提高，但是我的感觉却越来越糟，表现也在不断滑坡。